山东潍坊符山镇恶徒对老年大法弟子的残暴

【明慧网二零零七年二月二日】我进京上访后被单位拘留。回到家后的第二天，即二零零零年初的农历腊月初一早上，想到公园走一走，在公园的大门口，结果我们八个功友被警察绑架到符山镇－－是由潍城区政法委书记王继美组织的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七个黑窝点之一。在那里，我们遭受酷刑毒打。

它们网罗了十六个打手，每两个包打一个大法弟子。中午开始施刑。先用大号刊物没头没脸的打。逼着两臂平伸，手臂上各放两个大秤砣，再放其它重物，头顶放木盒子，谁头上的盒子掉了，就把谁打倒在地用脚狠狠地踢，踢完再抓起来让你再顶，打过来打过去，边打边问：炼不炼？我们坚定地说“炼！”

有个叫杨夕栋的邪党书记在门口喊：上面来指示，往死里打，打死了各级政府不审理。

打手有恃无恐，打得更凶了，真是一般人想象不到的残忍。它们看怎么打都改变不了我，于是就换了方式。他们强行脱去我的外套只穿羊毛衫，逼我赤着脚在院子里冻。这天气温零下九度。俩打手让我平伸双臂，稍有下沉就用脚踢上去，两个人左右开弓打嘴巴子，打倒了再抓起来打。天太冷了，它们进屋里了。一会儿他们把我拖回屋里，让我双腿平伸坐在靠近办公桌的地上，他们坐在办公桌上，用穿着大皮鞋的双脚在我背上轮流蹬个没完，再让我双手撑地，打手扯着我的两耳朵一下子把我这一百五十多斤的人提起来了，见我不屈服又把我推出去再冻，穿着大皮鞋碾我的双脚脚面，往我头上浇开水。

因为打服一个法轮功学员它们每人可得五百元奖金，并且第二天又是星期天，所以它们边打边骂：“唯独你这个老家伙老，还唯独你功力高，耽误我们回家过礼拜。”折腾了半夜它们自己受不了，把我们拖到屋里，逼我们三人分别面对一个墙角，不让说说话。第二天天不亮又把我们放在外面冻，并声嘶力竭的喊；半个小时不改变，脱了裤子冻。后来把我们领到镇东南角一个敬老院冻，还是穿羊毛衫赤着脚，在阴背地里堆了两堆雪。我只有一念；“一个不动就制万动”。一会儿那个姓杨的书记来喊；这个老家伙，太难对付了，不用打她（后来听说打我的人遭报应去医院打吊针去了），去买电棍子电她。一个叫李永胜的大高个子片长，一边挥起拳头，一边吼道，你炼个这个干什么？这一拳正打在我的门牙上，牙立即出血了，两个牙变形了、牙床发黑、不能咬东西、念书都疼，虽然当时牙没掉下来，但现在裂缝很大。

我被强迫整整站了一天。天黑了，它们去喝酒，回来把我叫到办公室，好多打手站在屋里，打手几乎都是公社干部，因为这五百元奖金可观啊，它们已经利欲熏心了。它们恶狠狠的说：叫你明天上火葬场。有的拿着警棍说：你们不是不上医院吗？先打断你的胳膊，叫你住医院。用警棍打了两下，看我不动声色，就又拿电棍喊：“怕不伯？”我漠然视之，这伙匪徒齐喊：“电”。于是恶徒就电我的手背、手心、嘴、脚心，我依然不动。一个打手暴跳如雷：“你这老家伙，还抵电！”于是抓起长长的带有钢丝铅块的警棍拼命的打我。第一天的刑罚已经使我臀部肿的厉害，打上去确实受不了，我用手去招架，结果一个打手就把我的双手踩在脚下，猛烈快速地打，两个打手轮流着打，我实在被毒打的受不了了，没有了正念，被迫说不炼了。但我决不会骂师父。它们停下了，叫我写下来。然后叫我骂师父和大法，我宁死也不骂。

打我的两个凶手一个叫于海燕，北片片长，一个叫王连杰原联防大队。

打完后把我搀到隔壁老年活动室，其他功友早已在那里，此时我不会动了，把我扶在连椅上躺下，还得有人扶着才能起来，上厕所功友搀着，还得拄着棍子。有功友见我被打得全身黑紫，蹲都蹲不下了，她回到屋里放声大哭。

第六天，敬老院的院长进来说：昨天你儿子和女儿来看你。你这个样怎么叫他看？告诉他们：人在这里，很好，不让看。从我进京到现在一个多月没与家人见面了，昨天下那么大的雪，两个孩子很不容易找到这个秘密地方，又没见上。此时我想：我是修佛的，怎么能被打坏呢？我发一念：“我能站起来”，我果真坐起来了，又能站起来了，还能围着球台走一圈，功友都为之高兴。我深知是师父保护了我，否则几条人命也被打死了。

恶徒叫我们每人交2000元打手费。我女儿来交钱时，看我被打成这样，泣不成声。其他功友被单位接走了，说我和另一个功友态度不好留下来到腊月十八才能放回家。回来市经委又罚我一千元，共勒索三千元打手费。当时功友宋玉华被打的不会说话，出现病危状态，他们把她送去医院打吊针，住一天后又领回来在敬老院继续打吊针，目地是叫她表态否定法轮功。但她仍然不会说话，只是干呕。邪恶害怕了，打电话给她那个街办，结果街办叫着她对象拿着2000元，把人背回去了。还有一个被折磨得犯了心脏病，叫她家人交了2000元才允许把人接走。

我回来后，很多功友都来看我，看到我被恶徒迫害的惨状都震惊了。陈子秀来看我时，流着眼泪说：怎么能这样呢？这还了得吗？以后不声不响毅然决然独自一人去了北京。途中被恶人抓回来在王继美组织的潍城区黑窝点被打死了。她的死震惊全世界。我每当想起她那金子般纯善护法的心，眼泪不由自主的就流出来了。

他们把我打成这个样子，其中一个邪党干部找我单独谈话：说人要活泛一点，你家也不缺钱，多拿点钱不就解决了吗？那个敬老院院长刘志明听说我有个孩子是企业领导人，想要我的电话号码，以后给他儿子走后门，到那个单位去开车。

别看这些邪恶当时无法无天到如此地步，其实真是可悲极了。善恶有报，他们必遭恶报无疑。这场酷刑，非但没吓倒我，反而使我的心象磐石一样坚定，又千辛万苦到了北京，在天安门广场打出横幅，喊出：法轮大法好！洗去我的不白之冤。